【哲学的启迪】重释中国人的精神（二）

涓生

            第一篇  人心的根据——天 （片段2）
    那么，我们再追问天是什么的时候，其实是在追踪中国人自己的精神世界，一种源自于内心深处的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乃至对个人的基本信念和理解。追踪到它怎么办？当然是把它展开来，用以作为新的中国文化精神。目前，中国人在文化上是尴尬的，在我们内心深处既无西方理性精神，也无中国感性精神。我们就在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所给予的秩序中被动地应付着民族和个人的命运，靠GDP和物质财富维持脸面，整个民族各个阶层的精神却是无家可归的，充满矛盾的，他们内心空洞、虚无、消极，充满享乐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犬儒主义的气息。这样一种在精神上无家可归的状态，使我们这个民族作为文明尺度的存在，一步步地衰落下去。著名新儒学代表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说：“盖唯物之倾向，固以现实为权舆，浸润人心，久而不止......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在谈到对中西文明的态度时，新儒学者的意见是格外一致的，“我们要取西方思想之长，根本改其过；然后回到自己的精神文化传统中，开出新的活水源。”在本世纪以前，不论是朱熹、程颐、程颢、陆象山、王阳明，还是熊十力、牟宗三、冯友兰，对中国人自己精神的愿景更多是符号化的。那个时候，我们主张本就常识化、政治化的“唯物主义”，根本没人听得懂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的“心外无物”，乃至于当梁漱溟等人提及西方文化精神的弊病以及中国人精神的正本清源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是那么冷漠，以为他们是保守的，唯心的，落后的。真理在西方，中国人的现代化就是成为西方人似的理性主义者。时间走到今天，我们翻开他们的著作，终于看懂了，中国文化是“天”出了问题。我们也懂了，为什么梁漱溟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儒释道。”
    那么，这个“天”到底是怎么回事？显然，中国人所说的天不是大气层，也不是爱因斯坦、霍金等研究的物理的宇宙。如果你拿起一本哲学书，那些没有道行的哲学家会把天解释为自然的客观规律。我们终于感悟不到，甚至都听不懂，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我们也看不懂《中庸》里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你这“究天人之际”如何能“通古今之变”，你这“天命”怎么这么邪乎，貌似比“道”还要玄虚。五千言《道德经》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通常，对这“道”，我们的解释是：“道可以言说，但言说出来已经不是那个道了。”这样的解释跟没解释一样，我们终于没有领会老子在《道德经》中把道比喻成水的意象的用意，也没有领会把它比喻为“玄牝之门”的用意。道如此难道，更何况天。但我们都知道这个天是真实的，大的社会变革，我们认为是革天之命；老百姓遇到困难，或遭遇了不公，我们会说“老天爷，你怎么这么不开眼”；我们把有些人称为天才，认为是天公自己造的；男女姻亲，我们认为是天作之合。天命、天爷、天公......在这些表达中，我们能看到三个基本事实，首先，天是非理性的，源自老百姓的感性生活本身，它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在的；既是认识的，又是实践的；其次，天爷、天公本身就是伦理化的表达，它比孔子、孟子论述的成形的道统更根本，这样一个天，被世俗的生活展开，其根源就在于中国的农文化的感性的生活；最后，它绝不是学者闭门造成的结果，它很真实，真实到能够通过语言和心之体验反映在老百姓的具体的生活里，渗透在中国的文化精神血液里，乃至于是中国人重新理解世界、社会、人生和人的总根源。
    一个民族有一个天。在西方，这个天曾被安放在理念的世界里，后经由普罗提诺、奥古斯丁等人的努力，特别是犹太人的启发，被西方人把它人格化为上帝。走到今天，少数觉醒了的西方人把它表达为语言，表达为感性的生存，认为语言是感性的生存，认为“天”在人们感性的生存中，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下面这段，则要推翻这一切，西方人理性的“天”也好，感性化的理性的“天”也罢，都还不是“天”本身，天在感性的实践中，在社会生活的斗争中，柏拉图、普罗提诺、奥古斯丁等等，仅是借“天”燃火的“天才”，他们是火把，火把把天火引下来，然后借这些人的薪身，得以在语言中被表达。我这些话全是感性的，西方人有过类似的表达。比如瑞士心理学家荣格，他在自己所研究的潜意识领域中说，人的意识的大全早就存在，整个文明史不过是把人的潜意识的部分不断地引到表意识中来而已；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说，整个人的历史是理性的不断展开，获得自我认识的过程；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他的社会性，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动力、来源和检验标准。这些片段集合起来，就是在表达“天”。这件事很困难，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在晚年接受采访时说：“我的全部努力即揭示存在，人类只有放弃理性方可真正地开始思想，在这条路上，我仅做了一位引路人。”存在主义又是那么重要，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说：“如果你问我什么是存在主义，我会告诉你，存在主义即是人道主义。”西方人论天，我们先搁下不表。
    在佛学的唯识宗里，这个“天”被表达为“阿莱耶识”，又译为“种子识”。我们知道，人的五官有眼耳鼻舌身，对应的感觉是色声香味触。有一个苹果，看上去是红的，闻上去是香的，尝上去是甜的，摸上去是硬的，在这些独立的感觉中，我能说：“这儿有一个苹果吗?”显然不能，要成为一个苹果，这苹果必须为“一”，是什么让它为“一”？没错，是人的“意”，这个“意”把苹果做成了一个对象。人生在世，其意识恰似有一条红线贯穿其中，究其到底，我们总会知道，有一个我，有一个我在意识，有一个我在感觉。这个“我”便是“末那识”。“阿莱耶识”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它的存在形式是语言。语言把意识做成了成形的种子，从而使“末那识”获得了可能。“阿赖耶识”像一个仓库，“末那识”要来这里调动意识，获得言行，这言行又成为种子，回到“阿赖耶识”那里。这就是在说“天”，以佛教的意识说天，佛学所开启的智慧境界是无限的，它要人了生死。我们仅就一种可能，揭示了佛教是怎么说天的。
    中国人的天，在语言里，在感性的生活里，悟道并论道，我们才能领会它。我不能用简短的篇幅来展开这个天，但我们能说一说，它如何在语言里。我们知道，中国文明的一个特点便是“农”，在中华民族最早展开它的生活的时候（作为文化的“道统”还未成形),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情。首先，“中国人”开始劳动了。我们不能这样看劳动，认为它开始于一个聪明的猴子，由“他”发明了劳动，其他猴子开始竞相模仿，也学会了劳动，于是劳动便产生了，猿猴进化为人。恩格斯曾经对劳动做过发生学的解释，认为随着原始自然环境的改变，猿手进化为人手，又由于猿类学会了生火，吃熟制食品带来了脑部的进化，从而使猿脑进化为人脑，这样，劳动所需的脑和手都有了，于是在“人”身上发生了“前劳动”，再由“前劳动”进化为劳动。这样的解释对吗？它看似合理，实则是缺乏根据的。我们引一段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以便明晰，劳动不能仅在外部考察，而要深入到人的意识和精神里，对其做自在自为（自己知道自己）的考察。
    “劳动是受到限制或节制的欲望，亦即延迟了的满足的消逝。劳动陶冶事物。对于对象的否定关系成为对象的形成并且成为一种有持久性的东西。这正是因为对象对于劳动者来说，是有独立性的。这个否定的中介过程或陶冶的行动同时就是意识的个别性或意识的纯粹自为存在，这种意识现在在劳动中外在化自己，进入到持久的状态。因此那劳动着的意识便达到了以独立存在为自己本身的直观。”
     解析：劳动并不是人的意识的直接活动。比如，我在自然意识里饿了，去采摘树上的果子来果腹，那么，这个采摘的活动便是欲望的直接满足。劳动要把这个自然的欲望限制或节制起来，我同样饿了，但不去采摘果子，而是去打制石斧，这个打制石斧的活动便是劳动。在这个活动中，我饥饿的状态受到了当下的节制，我需要在石斧成功的打制并用它摘到更多的果子后，才可以满足。就我这次劳动而言，我把石块打制成石斧，这个打制石斧的过程，便是我陶冶事物的过程，因此，劳动陶冶事物。我对石块是否定的状态，这种否定使我打制成了心中的石斧，它一旦打制成功，便不依赖于我的存在，而外在于我，成为我的意识能够看到的一种形式（石斧），我在看它的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意识本身。人的精神的特点是自己知道自己，我不仅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活动，也能够意识到这个活动所造成的结果。因此，意识在劳动中外化自己，进入持久的状态。劳动是从这个意义上创造人的，人的活动脱离开感性的个别性，进入一种持久的文化形式，是劳动的结果。劳动的意义重大，中国人走入文明的道统形式便是农的，因此其固定的文化形态的根源就是性灵的。我们探索中国的“天”，需要以此为基础。
    其次，中国人开始言说了。言说并不等于文字，它是把可形化的文字本身抽取出来，用以表达感性的生活。在此，我要说，通过语言，我们能看感性生活本身。在对甲骨文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许多文字本身都是感性的，比如水、火、鱼、犬、鼎、壶等等。这些是单个的事物，一个名称便可以表达一种在感性生活中，被劳动的意识做出来的直观，比如壶、鱼、目，就是感性的直观本身。那么，我们要把握相了，比如一些动词、形容词、或具有共相的名词，在这些词中均有一个特点，就是通过感性的活动表达意象。我们回到语言中来，我对“斧子”的认识是不是依赖于感性直观？我要把一根图钉敲入木板之中，因此需要一把斧子，可眼前没有这样的工具，于是我便拿起一本书，把它敲了进去。此时，这本书不是书，而是“斧子”。因此，不管是何种词语，中国人的言说单元本身并没有主客体之分，也没有感性和理性之分。面对一棵树，我就判断为：树。而绝不需要像西方人那样，在逻各斯中得以确信，“This  is  a  tree.考察中国人的精神，探索中国人的天，此处为第二个基础。
    至于怎么用？需要极为繁琐地探索，比如中国早期的姓氏，女字旁的有很多，那是感性的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在农业生产刚展开的时候，我们建立了以天子为核心的“家体系”，此体系的基础恰是土地的分配与生产，于是鼎来了，食来了，血亲来了。也可以考察神话，比如女娲的蛇身，那是早期男权意识的感性显现。女娲造人，要吹一口气，那是语言。在这样的考察中，我们不能仅做外部的整理，而要将意识深入，在自在自为的情况下，借由语言，来发现感性生活的真实。领悟了天，也就获得了重新注释中国传统思想的最强有力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