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而不靠”：保证内战胜利，打破雅尔塔体系抗战胜利后，中国不过是美、苏东亚战略的砧上之肉自晚清以来，中国融入世界之趋势日渐剧烈。及至30年代，国际政治格局，甚至已成为决定国民政府抗战前途之最关键因素。绵延数十年之国共斗争，亦须同样置于国际政治格局之中考量，始能获见全貌。
抗战胜利前夕，中国在开罗会议上虽获“四大国”之虚名，但实际上仍不脱被美、苏、英三大国摆布之命运。1944年12月14日，斯大林会见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时，曾明确提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之具体条件：
“他告诉哈里曼，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应归还苏联。他又在特意准备的地图上划了一圈后说，苏联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但为了保护海参崴的交通，苏联需要租借包括旅顺和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南部地区，以及从大连到哈尔滨、再由哈尔滨折向西北至满洲里和折向东至海参崴的全部铁路。作为交换，苏联承认战后美国在中国将居于主导地位，并承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中国有合法的统治地位。至于中国内部的国共纠纷，苏联与中共的行动无关，苏联并不认为中共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只是为改善生活状况而与国民政府发生争斗。”
显然，在斯大林的意识里，中国不过是砧上鱼肉，如何宰割，并不需要征求国民政府的意见。1945年初美、苏在雅尔塔会议上所达成之秘密协议规定，“苏联(在东北)的优越权益须予保障”，其具体要求须“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斯大林并告诉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可以由赫尔利自行判断决定于何时将该密约通知蒋介石。
1945年4月，罗斯福去世，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为密约之事，于本月下旬专门前往白宫拜访了杜。杜当面保证：美国会承担雅尔塔秘密协议中的全部义务，促使国民政府按协议办事。获得该保证后，莫洛托夫立即向宋子文发出邀请，欢迎其访问莫斯科；实际目的则是逼迫国民政府按雅尔塔密约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可见在杜鲁门的意识里，中国同样是砧上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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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参加谈判，与蒋介石等人合影。
毛泽东的应对之策：对外援，“任何时候都要，任何时候都不靠”美、苏试图擅自安排战后中国的政治生态，将其局限在美、苏两国均可接受的范畴之内，使中国政局之发展，符合他们战后在东亚的战略利益。这种“擅自安排”，非止针对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在野之中共的政治活动，也同样被要求按预期发展。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内战中的国际因素：“解放战争时期，（斯大林）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0年对我们压力很大。”
1958年成都会议，毛泽东又说：“斯大林没有准备中国革命胜利。日本投降后，他来了电报，反对我们同蒋介石打仗。说如果中国发生内战，中华民族就会毁灭。就是执行雅尔塔协定，保证中华民国二十年。罗斯福说服蒋介石，斯大林就来说服我们，因此有电报来：不许革命。你让我到重庆去谈，可以！但是不许革命，不干！”
毛泽东时隔多年后的这两番话，实际上披露了在国共内战中，国际因素之干扰有多严重。1945年末，中共曾一度希望由苏联充当“东北之马歇尔”，以防美国人在内战调停问题上偏袒国民党，但苏联始终坚拒此项邀请，其驻华大使甚至装病以避免与中共谈判代表会见。及至11月，为缓和美苏关系，东北苏军代表甚至要求中共交出已掌控的城市政权，并撤退到铁路沿线的50公里以外，且威胁称：如不接受这一安排，苏军在“必要时不惜用武力”驱逐中共军队。
苏联如此这般，既支持中共，又限制中共，看似矛盾，实不过欲将国、共双方迫入美苏既定之雅尔塔体系。有鉴于此，1947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提出应对之策：“靠自己，不靠外援。不靠不是不要，要而不靠。任何时候都要，任何时候都不靠。就是到了全国胜利，有了中央政府，还是要，还是不靠。蒋介石的战略基础是靠外援，这是危险的，故失败。外援对我不是决定条件，对蒋是决定条件。”
联系到蒋介石去台后的反思：“中国军事为马氏（笔者注：即美国特使马歇尔，下同）所害”、“中国政治党务教育乃至社会人民，今日陷此苦境者，无一不受马氏之所赐也”、“误信马歇尔的调处，将最精良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致大陆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此次革命剿匪之失败并非失败于共匪而是失败于俄史(史大林)，亦非失败于俄史而是失败于美马(马歇尔)”，“美必后悔莫及而马歇尔须负全责”……毛泽东1947年之判断——“蒋介石的战略基础是靠外援，这是危险的，故失败”——无疑是相当准确的。毛泽东说斯大林曾“怀疑我是半个铁托”，显然也跟中共内战中这一“要而不靠”战略有很大关系。
中共军队突破山海关，一路追亡逐北，雅尔塔体系对中国政治格局之安排，实际上已经支离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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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阅读人民解放军1949年4月23日解放南京的报道。
“一边倒”：巩固新政权之内政，冷战亦因之转型为新政权之巩固计，与苏联结盟，是1949年最正确的选择1948年攻占沈阳后，中共已有自信——“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便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自此始，战后新中国将奉行何种外交，新政权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如何自我定位，就成了摆在中共领导人面前的一件大事。
在此之前的1946年，丘吉尔已经做了其最著名、被视为冷战之开端的“铁幕演说”。而中共在内战中的节节胜利，则等于彻底打破了美、苏“雅尔塔体系”所秘密约定的亚洲势力范围。有鉴于此，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正式宣告：新中国将选择苏联作为盟友，执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毛泽东如此决策，有极具体的现实考量。当1949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时，中共领导人谈得最多的，是要求莫斯科为新政权提供全方位的援助。这些援助关系到新政权的整个顺畅运作，单纯的军事援助反而并非关键。据沈志华教授总结：
“毛泽东称，中国革命的军事阶段实际上已经结束，打败蒋介石只用缴获的武器就够了——而在于中共完全没有管理城市和发展经济的经验。刘少奇谈到了这样的情况：进入大城市的初期，中共按照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把资本家的企业分给了工人，结果工人们把企业全部拆光卖掉了；有的地方强迫企业主提高工人的工资，以致他们无法经营，不得不关闭店门，结果反而造成大量工人失业。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共十分缺乏懂得城市工作和经济工作的干部，为此，甚至不得不推迟对上海、南京、西安等大城市的进攻和占领。”
“（米高扬）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写到：中共领导人对一般政治问题、党务问题、国际问题、农民问题和经济问题，都‘非常内行，很有自信’，但是对经营管理问题却‘知之不多’，‘对工业、运输业和银行的概念模糊’，对中国的企业和经济状况不了解，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做。总之，‘他们处在闭塞的农村，脱离现实’。”
米高扬的判断是正确的。内战之胜利来得太过迅速，长期植根于农村的中共，显然还没有积累起足够的管理、运作城市的经验，也还不懂得如何去建设一个现代的、工业化的新中国——事实上，即便是自1927年以来长期执政的国民党政权，也未能在国家的“工业化”问题上有所建树。以当日冷战之格局，中共既已打破雅尔塔体系所约定的美、苏在东亚的既定势力范围，上述种种亟需之援助，显然不可能寄望于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提供。与苏联结盟，已是1949年中共唯一的正确选择。
正因如此，在与米高扬的会谈中，“中共领导人特别强调在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方面需要苏联给予大力帮助。除了希望苏联提供保卫大城市的高射炮，发展经济的贷款（3亿美元），制止通货膨胀的白银、纸张和油墨，以及其他物资援助外，主要就是需要苏联派来大批的顾问和专家。”
毛泽东之所以在主动宣布“一边倒”，还有另一层远虑。1949年7月，邓小平曾告诉华东局：“毛主席说，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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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在开国大典上。
“一边倒”的同时，坚持从苏联手中收回旅顺、大连及中长铁路“一边倒”是一种形象的说法，但并非意味着对苏联“言听计从”。事实上，在“一边倒”时期，国家主权之独立与完整，同样是毛泽东所致力追求的。譬如，1949年2月4日毛泽东曾向米高扬提出外蒙古问题。虽然米高扬明确表示苏联不支持外蒙古和内蒙古联合的建议，毛泽东仍坚持说，两年以后，当中共政权得到巩固时，外蒙古便可以与内蒙古合并，回到中国。由此不难窥见毛泽东的民族情怀。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签订。毛泽东并非不知道按雅尔塔体系，旅顺、大连已被划入苏联的军事控制范围。但访苏期间，“毛泽东硬是把雅尔塔会议安排给苏联的旅顺、大连给要回来了，把中长铁路也给要回来了。那等于就是把苏联在远东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又给封闭了。……这是斯大林不能忍受的，他的整个亚洲战略就泡汤了。”此后，斯大林同意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即与此有关。如沈志华教授所言：
“斯大林就决定发动朝鲜战争。发动这场战争，如果顺利，他就可以控制朝鲜半岛的仁川、釜山等这些不冻港。退一步说，即便战争不顺利，远东出现紧张的状态，中国为了自身的安全，应对美国的威胁，势必要让苏联回来，暂时不归还旅顺军港。”
朝战爆发后，冷战格局随之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与它的盟友先后建立签署了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澳新美条约、东南亚条约、巴格达条约。冷战自此由以欧洲为主，蔓延至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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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2月，毛泽东结束访苏回国途中，在海拉尔车站。
“各说各的”：外交务实大转折，再次改变“冷战”格局老帅们建议：应从战略上利用苏美矛盾，举行中美高级会谈，打开中美关系6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迅速恶化。1967年，苏军在外贝加尔军区建立了针对中国的导弹基地，占苏联总数1/3的战略导弹直接指向中国；且临近中国边境地区和蒙古部署的军队，已由近20万人增加至近100万人。
有鉴于此，当1968年苏联军队侵入捷克斯洛伐克，毛泽东与金日成谈话时即指出：这个捷克事件可是教训大呢！苏联既然能够侵占捷克，它一定就不能侵犯别个国家了吗？当1969年，中苏边防部队在珍宝岛等地区发生武装冲突后，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又发出号召：要准备打仗。毛泽东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据1978年叛逃美国的苏联联合国副秘书长阿·舍甫琴科披露，苏联最高领导层在1969年确实就是否对中国实施核打击有过激烈的讨论。
1969年6月，毛泽东召集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老帅，请他们研究国际战略格局，向中央提出战略性建议。并请周恩来转告老帅们：要密切关注世界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脑袋里不要有框框。陈毅在四老帅会议开场白里明确说道：
“主席指定我们议议天下大事，让我牵头。……鸡毛蒜皮可以不管，要抓重点，抓要害。现在北边苏修磨刀霍霍，会不会向我们发动大规模进攻？南边美国虎视眈眈，会不会把侵略越南的战火向中国烧？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我们要作出明确回答，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词。”
老帅们最后提交的书面报告认为：在世界范围内，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苏美矛盾大于中苏矛盾。苏美矛盾比较集中在欧洲和中东，在可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不大。老帅们并建议：应从战略上利用苏美矛盾，举行中美高级会谈，打开中美关系。老帅们的建议与毛泽东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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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3月2日，珍宝岛中国边防军在冲突前夕。照片由苏方士兵拍摄。
毛泽东指示：“各说各的好”，促成《中美联合公报》1972年尼克松访华，是毛泽东自1969年以来“从战略上利用苏美矛盾”的最终成果。该成果最后通过《中美联合公报》传递给了全世界。毛泽东的指示，是该公报能够出炉的关键。针对公报草案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对周恩来说道：
“国际形势我讲过多次，天下大乱嘛！各说各的可以，这个办法好。他们不是讲什么和平、安全、不谋求霸权吗？我们就要讲革命，讲解放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讲大国不应该欺侮小国。不突出这个，我看不那么妥当。”“我们是放空炮……要尼克松同意解放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也难。他也是讲空话。什么维护老朋友啊，不干涉内政啊！不争霸啊，那怎么行！但是他也不好讲大国应该欺侮小国。语言上接受，行动上自由，他们是自由国家、自由世界。说什么不谋求霸权，你美国由13个州到50个州，还不是扩张、争霸的结果，后来把手伸向全世界。”“各说各的好。你们先给他们吹吹。”
尼克松访华后，1973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时，又提出“一条线”理念：“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苏联。1974年，毛泽东会见日本客人时，又提出“一大片”理念：“我看，美国、日本和中国，连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世界、欧洲都要团结起来，一大片的第三世界要团结”。由此，中国再度成功、务实地调整了自身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位置。冷战走向也因此大变——苏中同盟时代，苏联应付美国尚有余力；但自尼克松访华之后，“失去中国”的苏联不得不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与美国大搞军备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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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毛泽东在书房会见尼克松，以茶代酒。
参考资料：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牛军：《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等。
结语
从雅尔塔密约中的砧上鱼肉，到改变冷战走向之举足轻重的大国，毛泽东作为掌舵者，其关键时刻之决策，着实深远影响了中国之命运乃至世界的历史走向。
发表于 2013-12-26 18: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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